“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2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总理在文章中向全体国人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篇旨在向世界解读中国发展战略、阐释中国国际立场和责任的重要文章，从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一个重大事实：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事件，其进退和兴衰，一方面深刻依赖于世界，另一方面也强烈影响着世界。

如果说10年前，按照发展水平，中国还只是“有潜力的大国”，5年前准备加入WTO的中国是“候选大国”，那么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现实大国。“其中关键的表现在于，中国的发展已经升级到了全球化层面，正在快速而迅猛地与世界融合，这种趋势不但明显，而且已很难阻挡。”采访中，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告诉《商务周刊》，无论是对现有世界体系主导者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中国自身而言，这个局面都是全新的挑战。

因此，认识中国发展升级面对的新特征和新挑战，是把握“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的关键，更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战略思想和政策方面做好应对准备的关键。

国际政经出现三大变局

2月15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声称，美国国会议员对全球化的不安情绪非常强烈。“全盘接受全球化、接受技术变革的政策目前已走到尽头。”他说到，“(美国)人们开始怀疑，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资本流动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位民主党人表示，多哈协议将会遭到美国国会的拒绝。

“全球化”竟然也刺痛了曾经最高调的全球化“布道师”。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把这一现象，尤其是最近多哈回合的失败，归结为当下国际经济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被称为“发展回合”的多哈回合原是人们更大的努力和希望，它涉及世界90%以上的人口和贸易。但就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候，却因重大的利益分歧而宣告中止——发达国家之间在涉及农产品(行情论坛)( 20.71,-0.01,-0.05%)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也存在重大分歧。

“虽然多哈回合的失败并不表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势头已经逆转，但这毕竟是一个重大挫折。”秦亚青说。

在他看来，多哈回合的失败使得国际经济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当今世界经济已经高度相互依存，需要一个更加合作和更加自由的国际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全球贫富差距的加大和各国利益分歧的不可调和，又使得参与多哈回合的各方不做让步和妥协。由此导致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会再度抬头。

“由于完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努力难以奏效，贸易和投资环境恶化，一些主要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按照秦亚青的分析，“在更深层面上，世界经济领域自由化进程的挫折表现出近几年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内国际事务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亦即国内政治国际化。农产品的国内支持和关税削减、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等一系列问题在国际谈判中困难重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利益集团政治的结果，国内政治的复杂导致了国际谈判中不肯妥协的强硬立场。”

其次，世界力量格局方面，秦亚青认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大国关系仍以合作为主，一超多强仍然是当前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美国的一超地位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共同发展的态势也会持续下去。“虽然现在有着诸多对美国实力的负面评估，但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实力正在或已经下降。”他提醒说。

但具体就美国而言，有三点变化值得注意。其一，美国虽然实力超群，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上还需要其他大国的合作。在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加深的复杂形势下，美国同其他大国通过战争方式解决彼此利益冲突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体系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美国在大国互动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国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要以较低成本防止出现挑战其一超地位的大国和力量。美国紧迫的战略目标也很明确——反恐防扩。所以，美国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主要是两手：既接触又遏制，既利用又控制，既借重又牵制，对中国尤其如此。

其三，在美国认为涉及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美国的一超地位很容易使其采取单边手段，伊拉克战争是突出的表现。

目前，世界其他大国基本接受了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现实，无意也无力单独与美国公开和全面对抗。各主要大国都从实际出发，把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突出位置，与美国既合作也斗争。由于各大国彼此制衡，不愿轻易破裂，走向对抗，因此，美与各大国的关系总体可以保持稳定。

同时，由于各大国共同利益与矛盾并存，因此没有界限分明的阵营和一成不变的力量组合，而是在不同条件下，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和与各自利益的关系，形成不同的力量组合。所以，与冷战时期的结盟不同，各主要大国加强彼此关系主要不是为了对抗美国，也不会因此牺牲各自同美国的关系，而主要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但是，大国间形成稳定和协调的关系，有助于对美国单边独霸形成制约。

第三大变局发生在国际政治焦点矛盾上。在秦亚青看来，就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深化，文明冲突可能成为自证预言”。他指出，“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赢得世界普遍同情，但其之后的外交战略却“成功地孤立了美国”，严重削弱了自身的软实力。美国不顾世界诸多国家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但引起包括欧洲主要盟国在内的反对，也异化了伊斯兰世界。

“亨廷顿曾预言，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将被文明冲突所取代，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要冲突形式，并特别指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是世界冲突的主线。”秦亚青告诉记者，现实中，美国官方和媒体的话语，比如“十字军”和“法西斯”等概念的类比，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认知和心态，“这样一来，亨廷顿的预言就有成为自证预言的危险”。

而且，这种认知和心态绝不是单方面的，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也越来越深。尽管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也采取措施试图改善美国形象，但在伊斯兰世界并未奏效。秦亚青的判断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已经结成的敌意是很难解决的，并且这种敌意文化会日益深化，甚至旷日持久地发展下去。”

可以说，这三大新变局构成了当前和未来相当时期全球化下的中国发展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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